此文是“共忆黄海世纪华章”主题征文特约作品，为公司创始人之一孙学悟博士之孙孙世杰先生所作，展现了创业先辈以国家和民族振兴为己任，担当实干、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实业报国”精神。

一百年前，黄海化工研究社就是在塘沽这片满目荒芜、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上，在范旭东先生的带领下，一批抱着实业、科技救国信念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营化工研究社，在这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开始了协助中国化学工业的创建、步入科学研究及其创新的艰难历程。

我们这些永久黄（永利、久大、黄海社）团体的后人，在不断挖掘、学习和思索黄海社这百年历史的过程中，感慨万千！范旭东早年，一个满心报国的热血知识青年，留学收获知识，并非为了个人过上富裕、令人羡慕、人上人的好日子，心心念念不忘的却是“中国外则启强邻环伺之野心，内则成弱肉强食之惨状”。1900年不满十七岁的他，就与哥哥范源濂一道东渡日本，发奋苦读，以求救国，在一张照片背面留下誓言：“我愿今后寡言力行，摄像作立誓之证。”“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切勿忘之”，就在这样的“初心”之下，一步步成为了永久黄团体的带头人，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用他有限的生命，书写了一部为中华民族复兴、实业和科技救国的奋斗史。了解永久黄团体创业、发展史的人都会深深的感受到，范旭东先生绝不同于一般创建企业赚钱的实业家，他更像是一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土上，一心想要杀出一条开发现代工业化血路“揭竿而起”的“革命者”，正如他所说“中国广土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所以贫弱，完全由于不学；这几微的病根，最容易被人忽略，他却支配了中国的命运，可惜存亡分岐的关头，能够看得透澈的人，至今还是少数；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惟有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关起门来，静俏俏地自己去干，期以岁月，果能有些许成就，一切归之国家，决不自私；否则也惟力是视，决不气馁”。为此他曾大声喊出：“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也要硬干出来。”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今日若不知注重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为此，他没有像一般资本家那样追求眼前利润的最大化、享受个人的奢侈生活，而是宁肯“粉身碎骨”，也要坚持他那为“中国广土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的“初心”，也就是这样的为“中国广土众民”革命者的“初心”，成为了范旭东先生能够在创建“久大”、“永利”之后，成功地创办了“黄海社”的最大驱动力。也成为他带领整个永久黄团体与之为共同奋斗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  

孙学悟小范旭东五岁，1905年同样不足十七岁的他，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当年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成了第一批会员，一年后被派回国参加反清活动。后由于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到清华学堂官费留美预备学堂就读，1911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此留学期间，一批在美的中国学子感受到西方列强对祖国的欺凌与侵略，阵阵国耻刺痛着这些年轻的留学生，他们深感振兴祖国的工业、科学、教育责无旁贷，因此都发愤学习、力求深造，渴望回国后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之路，为祖国的发展和富强效力。为此，孙学悟积极参加组建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的工作，并在1916年4月中国科学社首次年会上，与赵元任、钟心煊三人一起当选为中国科学社年会干事。此后，撰写了多篇科学文章，陆续在《科学》杂志发表。其中在1916年发表的“人类学之概略”成为中国引入“人类学”一词的第一人。在“中国科学社”的活动期间，还结识了众多后来为永久黄团体做出过很多帮助的名人、学者，如任鸿隽、翁文灏、胡适、杨铨（杏佛）、赵元任、竺可桢、吴宪等人，还有后来影响了孙学悟人生轨迹的张伯苓、范源濂，他们也是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时相识的。

孙学悟与范旭东的相似经历和信念，使得他在范源濂、侯德榜先生的推荐、介绍下，欣然同意大幅度降薪，从英资开滦煤矿享受高等洋人待遇的大公司，加入到了一个相对环境更劣、职位更低、待遇更差、风险更大的私人企业“久大”实验室里工作，心甘情愿地跟随这位过去素不相识的范旭东先生，去创办中国从未有过的一个民营化工研究机构——黄海社，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把自己的一生，作为“赌注”压在了这个“黄海社”上。这在一般人，甚至是一百年后今天的人们看来也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愚蠢”而“冒险”的举动，是什么巨大的“诱惑”促使他作出如此“鲁莽”的决定？其中原因说起来也非常简单，那就是范旭东先生与孙学悟两个人对中华民族有着共同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此他们认为有“责任”，不惜用自己的一生去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

接下来的30年里，在创办黄海社的整个过程中，孙学悟与范旭东风雨同舟，成为了相互倾诉的“知音”。从孙学悟的回忆中得知，范旭东在去世前仅七、八年间，就收到了他不下百余封书信，在那战争时期，通信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平均二十几天就写一封信，是何等的不易！封封好友之间的书信，记录着范先生当时的真情实意和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些书信让我们后人着着实实的看到了他真实人性的一面。信中既有对当时时局的看法，又有对工作的感慨；更有有关个人、家庭的述说。如他在去世前，面对抗战的胜利，他写到：“近因胜利，看见我们许多高官厚尔的老友，伸长两臂，向空中乱抓，实在不过意，但若辈乐此不疲，民族休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兄以为如何？安乐是亡国的根源啊”！他分明在这里给他的挚友生动地描述着古今中外腐败官员的嘴脸，及对其的厌恶和对民族的忧患。范旭东在他创业的整个过程中，总能抓住最本质的问题，出现在最关键、哪怕是最艰苦的地方。抗战时期，永利急需大量化工装备时，此时的他已完全没有了董事长的“架子”，毅然决然亲自坐镇到了最危险的滇缅前线，去督导运输永利器材，当情况十分严重时他给孙学悟的信中写下：“弟决在此多俟些时日，将运输事务，赶上正轨。将近十五年没有料理日常琐屑，现在又亲自开一二元的支票、写账、翻电报，再来一次，恢复了塘沽最初光景。也有趣，老范还来得，兄必乐闻此消息也”，“……近几天，闹滇缅路的战事，简直马仰人翻。永利同人拼死命抢出来的器材，一个包抄又全被毁了，伤心，恨人，无从说起！”他的几句轻松的言语，描述了当时的惨烈，就在此时，他也不忘记写点轻松的话题：“……学习做运输员，文章相当多，这只好留待见面时畅谈，这短短的半页纸不够写的。总而言之，想不到这一生有麻烦缅甸朋友的一天，也断乎没有梦见阿三和我这么密切合作，有趣，除有趣两个字外没有字好用，哈哈，有趣！”从这些信的内容看，并不像是工作的沟通，而像是“知音”间心理压力的宣泄和自我心境的抒发，更像是在用轻松的言语让比他还小的“老兄”不用替他担心！当抗战胜利时，范公又开始为永利的发展筹划：“……团体中人数不少，个个英豪，局部努力者不乏其人。但能顾全大局，克己为全局设想者仍不多见，此固弟调理未周使然，时代未成熟，不可与言大业，当亦不为无因。”“过去二十多年，多少得了些经验。理想呢，多少也实现了一些，现在酝酿今后的进行方针，确是要紧。我们一边就朝这方向走就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好还是从青年方面拔选人材出来，加以培植，比较稳当。我们把过去的做法，耳提面命地传授给他，只要他能消化，新生命一定可以造得出来的。”范旭东面对他面前的重重压力和困难，他也常常和他的知音流露出自己的真情感受：“……在我个人的本性，是不好狂奔的，因为这时代，逼得我不得不慌忙，太勉强，太劳神，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摆脱。”“……肚子里老是不痛快，我真怕生病，一病即麻烦了，所以和一座古董似的，用棉花裹了又裹，生怕冲坏。”“天天为着不愿见的人缠着，人生实在太无谓，不过，试把冷眼来看这些众生相，另外也有种妙味。这样的做法想建国，和老太婆念佛想超生，同一得不到结果啊，众生居然丝毫不自觉，有趣就在这里。” 更有趣的是，这样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工业巨人，也会有如此的笔墨：“……这里，因为西伯利亚的低气压，忽然很冷，三天之内相差三十度，放在箱子里的毛衣，又穿上了身。老弟幸而没有伤风，小孩却是孝敬了医生二十多块港币，西伯利亚的风影响到小弟荷包里，奈何！”直到范旭东先生临终前两天给孙学悟信中还说：“……有班青年，居然也想到了老头儿们有用，想把他搁在身边，……有味。大局略略澄清之后，一切都得要来过一套，勿念是幸。秋天的塘沽，令人怀想，吾等可结伴而行了！容再谈”。

 一个有血有肉，乐观、可爱、幽默的范旭东先生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在后人看来他能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就好似一尊神，孰不知，这尊神不但有血有肉，而且更识人间烟火，接地气，有人气，为此，可能更易被后人敬仰、亲近、树为榜样。正如孙学悟在追念他的范兄时写道：“他遭逢否运，青年时适值清末内政腐化，外交之失望，变政之惨酷和甲午之战一败涂地。留学时又亲观邻邦之傲慢，备受耻辱。此种种刺激，皆深入其骨，痛感国家之不能自立，国人之不能行己有耻。“知耻”恐怕是范先生终身处世执事的基础。耻之于人大矣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知耻近乎勇。社会无耻不立，国家无耻将亡。这是范先生的信念”。

当孙学悟为范旭东先生一字字写下这段发自肺腑的感慨时，不也正是他在威海亲身感受到的甲午海战之耻，在国外留学时痛感国家不能自立、深受欺辱时他的所思所想吗？

在我们纪念黄海社成立100周年的今天，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永久黄团体，包括黄海社在内从创建的那天起，就不只是几个创始人的事，而是整个团体中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员工，在范旭东先生救国思想感召着下，显示出的团体的力量。正如范公在给孙学悟的信中写道：“中国民族必得有班蠢伙子，行其所信，把风气转过来，才能真正得救”，很多黄海社的前辈，在他们年老时念念不忘的还是：我们就属于那批当年跟着范公、孙公干的“蠢伙子”。就是这批“蠢伙子”在艰苦的条件下，不为名利所诱惑，埋头搞科研，完成了一个个中国第一。今天，我们决不能忘记每个为黄海社做过贡献的“黄海人”，是他们创造了黄海社的历史！

范旭东先生在实现他的实业、科技救国的实践中，不仅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民族责任感，还有他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具体的行动方向。他曾撰文写道：“我国百业窳败，亦已久矣，举国上下所用所需，无钜无细，几莫不仰资于外货”。此时“国民生活时时蒙物资缺乏之压迫”。为此，他认为：“说者谓补救之方多矣，而振兴工业当为其最重要者之一”，“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起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研究一事尤当为最先之要务也”。范公的这简单的几句话，清晰地勾落出他当时的思维、行动逻辑：要解救中华民族于苦难之中，就必须要“振兴工业”，要想更好发展工业，“最先之要务”就要加强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又要立足与工业基础之上并应用于工业。他指出：“黄海是永久团体的灵魂。事业和学问要配合有思想，能创造，然后促进生产。否则充其能是模仿装配，绝建树不起自我工业。设计程序，原料，器材，都要仰给于人。一个国家如不能在基本工业，如钢铁，如酸碱，得着自主，国防民生都无法解决。办工业的人要重视学问，研究理论，更要认准目标，不避艰难的去求根本问题的解决”。

同样，孙学悟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1930年中国科学社年会上说道：“科学与工业在发展上，是互相为力的。试看世界上凡物质或工业发达国，科学事业总是日日加多，且有用于国中情形的， 反过来说，凡科学先进的国里，工业莫不直接或间接受学术团体的援助。这种互相为力的现象，自欧战后，在欧美各国里，愈觉显明”。“科学虽是发展工业的基础，但工业确是宣传科学的先锋，亦是普及科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工具，在科学历史上看来更是发展科学事业一个阶级（阶段）。”他在另一次会议上又明确的指出：“科学与工业亦犹水力与机轮，相需为用；但科学为工业之原动力，无科学基础的国家，即无工业可言”。同时，孙学悟还特别强调“凡事致力于改造，不如致力于创造”，这就说明在孙学悟的头脑中时刻不忘的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改造”，更是为了“创造”，只有具备了创造出新的技术、理论的能力，才能不断发展现代化工农业，让民众过上好日子，最终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的这种思想即使到了现代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也是完全必要的。

黄海社的创办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孙学悟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立二十年大会上所说“回忆当初，有如航海探险，天涯地角，茫无边际，一叶孤帆，三两同志，初无标记可循，所恃为吾人指针者，厥惟信心，所日夕祈求者，厥惟现代科学在中国国土生根。二十年来，历尽惊涛骇浪，仅免颠覆，是则各方同情援助之所赐，与多数社员意志坚决临难不苟有以使然。深足感谢！”“小小一个试验室，漂荡学海，历二十年，一路所引起的波纹，相信在中国现代化学史上，未尝无一二行可供记录”。黄海社的困难来自各个方面，甚至到了要准备“卖掉裤子”的程度。

      在黄海社工作过的漫画家方成曾感慨地说：“黄海社”在遭遇到重重困难时，宋子文凭借着自己的权势和与孙学悟10年同窗的交情，几次表示愿“出钱”“把黄海办得更大一些”，其目的就是想插手“黄海”，利用“黄海”在化工科研领域的成就和孙学悟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将黄海改组成美国商业性质的化学实验室，转向为旧政权的官僚建设集团服务。假如这样做在业务上还可享受一定的独占特权，条件可算是得天独厚。然而孙学悟却不为所动，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为功名富贵所惑，而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铿铿自守的，只在‘为国’两个字的信念” 。“抱定化工不放松，千言万语此门中。稻粱他日家家足，富国应推第一功。”这便是孙学悟在“黄海”为之奋斗一生的铮铮誓言。 黄海社便是在这样艰难环境下一步步前行。

范旭东先生经过一段“实业救国”的实践后，深感永久黄团体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信念，以使团体步调更加一致，组织更加严密，意志更加统一。于是他在1934年，通过《海王》在集团内征求关于“团体信条”的建议，文中指出：“要统一团体意志，必要有团体的信条。”“所谓团体信条就是团体内各个分子共同悬为信念的标的。同时即为达到统一团体意志的圭臬”。经过集团的广泛讨论，最后确定了后来众所周知的《永久黄团体四项信条》。整个团体有了这样的信条，全体员工便有了明确的思想理念、行动的准则、道德规范和精神支柱。

黄海社作为团体的一员，自然必须遵守这些信条。除此之外黄海社还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创立了他们自己的治社理念。黄海社方心芳等人回忆说，“黄海社成立之后，制定了一个社徽：社徽作圆形，外圈是齿轮，代表工业的动力。内圈是相互涵抱的三个部分，也可以说是三步功夫，一是致知，二是穷理，三是应用。相互涵抱以表示彼此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既要提倡工业救国，当然就要把致知所得、穷理所到，拿到实际应用上逐步考验证明，然后才能断定所致的知、所穷的理，是否可靠，才能发挥救国的作用”。在这里，他们既表达了当时制定社徽的用意，又借用社徽图案，表达了办社方针、方向及其治社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黄海社作为一个工业民营科研机构，一个以科学为宗旨的完全从西方学来的研究社，却提出了一个有着浓厚中国哲学、文化色彩的治社理念，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使人联想到，孙学悟的母校清华大学最早的校歌，是一位外籍教师创作的一首英文歌词的校歌，但词和曲都不令人满意。大家“认为该英文校歌不能代表清华的精神，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3年学校开始公开征集校歌，汪鸾翔先生应征的歌词，后经校内外名人评审入选，成为清华校歌。歌词中就提到“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所以不难看出，在当时最可能全面西化的科研机构，甚至像专门为留美提供人才的清华大学，也还不乏有人，不忘从中华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角度去理解探究科学的真谛。其实，再看看永久黄的团体信条，也充满着浓浓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它把科学与应用、人心、精神紧密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体现了中国哲学、文化的科学理念，使得“信条”不再是干巴巴的外来口号，而是深入中国人心的，愿意自觉遵守的信念。由此可见，任何需要我们好好学习的东西，哪怕是纯粹外来的“舶来品”，都要把根深深扎在中国这片土壤里，否则它就不会有生命力，更不会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发芽、结果。

黄海社社徽的三个组成部分，掌握知识、探究真理、实际验证，就像螺旋桨融合在一起的三个叶片，不停旋转、转换，带动着黄海社不断攀升，回顾黄海社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无一不是它们的使然。一百多年前“科学”还是个新鲜的“舶来品”，学习、掌握“科学”知识的人还是极少数，搞科研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他们要想让“科学”促进工业的发展，首先就要掌握科学知识，学校学习只是初步的，更重要的是结合研究对象的再学习。当时信息的传播十分落后，只能靠书信、口头传播，更主要是通过图书、杂志等出版物的传递，所以黄海社刚一建社，就建有图书资料馆，当时购到各国有关化工方面的书籍5000余种，专业杂志10余种。图书馆一直跟随黄海社到处迁移，生活再艰苦，资金再困难，黄海社对于图书资料和相关化工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1949年黄海社搬迁到北京桂王府，其中最大的建筑就留给了图书馆，到1952年移交时，仅数十人的黄海社积存的中外图书约2万册及大量技术资料。在当时信息闭塞的环境下，专业书籍、资料的占有量，就成了评价一个科研机构实力大小的指标之一了。黄海社还特别重视科研成果的积累和总结，他们先后出版了《黄海研究调查报告1—39号》、《黄海》、《发酵与菌学》特刊（双刊）、《化工汇报》盐专号2册、铝专号1册、此外黄海社的研究人员还撰写论文发表在如《工业中心》、《化学世界》、《化学工程》、《酿造研究》等当时有名的专业杂志上。以此总结、保存、交流、宣传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除此之外，黄海社还非常重视对外交流，参加专业会议，学习国外的新技术、新知识。

当然，他们深知，学习对他们而言不是目的，而是用于探究、科研的工具，黄海社的科研人员正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化工生产中所出现的各种技术难题，摸索、探究新品种、新工艺的诞生，也正是利用所学到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去研究、规范已在中华大地沿用上千年的发酵、酿酒技术，搞清其科学原理，探索微生物的科学秘密，把在一般人心目中高精尖的科学与百姓习以为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常识挂上了钩，把经验科学化，创造出新的技术和科学理论。至今为止还有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科研人员还不把这些“常识”、“经验”放在眼里，殊不知，当时从发酵开始的微生物研究，就是由此打开的一条微生物连接自然界及人类生命、疾病关系的通道，而这一通道所涉及到的众多领域，正是当今顶尖科研方向之一，微生物在生命形成、演化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包括人类的疾病也与微生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目前世界大量科研难题中，生命科学已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黄海社正是为此打开这个通道，他们利用所学到的科学知识，“穷理”、探究，在近一百年前就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黄海社作为一个工业企业的民营研究社，研究的目的，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应用，以此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所有了解黄海社在她成立30年的里所作出成绩的人，都会惊讶的发现，一个仅有几十人的小小民营研究社，时常处于“卖裤子也要把黄海办下去”的艰难状态下，仍能苦苦坚持下来，就是因为黄海社具有这一独创的理念和学风，正如范旭东先生在《我们初到华西》中所言：“黄海在它的特创的学风之下，健强起来，因此它的工作，侧重创造，不肯踏袭平常步伐。除协助久大永利各厂，共同研究技术的改进，同时对于利用久大永利现有的基础，开发中国新的资源，特别努力，譬如最近几年矾矿的研究和探索就是个例。如其没有敌人这次暴举，再假以相当时日，这在国防和经济上的贡献是何等伟大”。也如永久黄另一位创业人李烛尘先生所言：“黄海学风，崇尚自由研究，启个人之睿智，探宇宙之奥藏，鱼跃鸢飞，心地十分活泼。盖海育千奇，取携无碍，集全神以抱卵，自探骊而得珠，若浅赏中辍，西爪东鳞，将莫测渊深矣。历来藏修游泳其中者，类有是感。”“黄海作风，着重脚踏实地，虽汪洋如千顷之波，而溯源探本，不弃细流”。

黄海社的三十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研究和填补空白的创新历史。在当时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之上创建现代工业，每一步都是靠学习和创新实现的。如果说，当时创建现代化学工业企业还有一些成功的生产设备、工艺可购买、借鉴，还能聘请国外技术人员予以指导，那黄海研究社的创办就是实实在在的“白手起家”了。既然是中国第一家化工科研机构，那就意味着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循，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范旭东和孙学悟明白“创建化工研究社本身就是一个要研究的课题”，他们带领诸多黄海同仁“摸着石头过河”，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去建立研究体系，从组织机构、运行模式、资金筹措、后勤保障、技术人员、项目选题、成果应用及环境塑造等各方面进行探索，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黄海社的运行和管理模式，不仅为自身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为后人积累了可借鉴的经验，可以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探路者”。例如，在研究内容方面，除集体拟定的重要项目、任务外，其他研究项目的确定，一般会尊重科研人员个人的意志和兴趣，凡在力量许可的范围内皆予以支持、不加限制，以充分调动和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打造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空间和科研氛围，这样的开拓和创新，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实是有极高难度的。

在科研探索方面，黄海社更是有着鲜明的创新特色。在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助力现代产业的同时，不断扩展研究领域的“边界”，把“触角”延伸到其它未知世界，而每一次的“边界”延伸，都是一次创新、一次突破。黄海社成立后，在刚刚帮助永利纯碱生产走上正轨不久，就把目光瞄向了化肥工业。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当时农作物的生长主要靠有限的有机肥。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科学发达国家发现了植物对营养元素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化肥的工业化生产，大大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范旭东与孙学悟讨论了中国的现状，意识到“以农立国”的必要以及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孙学悟向范旭东介绍了德国科学家发明合成氨新工艺的情况，并由黄海社完成了对中国氮肥工业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报告《创立氮气工业意见书》，从而增加了范旭东及“永久黄”同仁对该项目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了建设硫酸錏厂项目的决心。黄海社从硫酸铔厂项目的前期调研到参与项目的设计、研发、实验、采购、培训等工作，始终积极参与筹建工作，为项目实施及中国第一个合成氨厂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紧接着，黄海社还对研制其他化肥所用的原料资源，如海藻、矾石、磷矿石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成果，为生产钾肥、磷肥做好了技术、生产准备，为推动中国化肥工业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努力。在抗战时期，由于永利制碱所用原料盐，从海盐改为了川盐，为此协助侯德榜先生完成了“侯德榜制碱法”的初步试验，为当今的“联合制碱法”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水溶性盐类（包括海盐、川盐及其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有色金属提炼技术，使得中国第一块金属铝在黄海社诞生、并取得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工程等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这对一个企业研究社而言，以上的这些成绩，已经足以显示出他们为我国化学工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并引以为豪了，然而，黄海社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向着其他民众所需要的，属于当时中国更多的科学“荒野地带”进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开发了微生物应用方面的研究。1931年黄海社成立菌学、发酵室，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认为微生物与大化工“不搭界”，况且当时菌学和发酵完全属于落后的民间传统手工业，不应该是黄海社的研究方向。但孙学悟在黄海社成立初期就坚信，“吾国自古以来，应用微菌之广及发酵技术之巧，实为他国所不及。然自微菌生理学发达后，发酵范围日益扩大，益菌之利用，害菌之抑制，皆有长足进步，其与人类生活之改进，势必大有贡献也。斯以远在十年之前，吾人即有发酵部之筹设”，“中国药材及酵菌化学。此二科目：一为中国特产，且具相当悠久之历史；一为中国农业经济之根基。有识之士，均亟思及早科学化者。本社以其性质与本社宗旨相近，社员亦深具兴趣，故认定准此目标进行；惟以范围宽泛，非短时间所能成功耳。然当竭全力以赴之”。现在看来，“中国药材及酵菌化学”这两项，仍是我国乃至世界需要攻克的领域，他们认识到，菌学是人类生存与化学紧密相连的“边缘学科”，它关系着微生物、生物化学等多个基础科学领域，如果人类能在菌学方面有所突破，开发出更多的“菌牛”，让其更多的为人类服务，将是对科学的一大贡献。因此，黄海社顶住了压力，开启了菌学与发酵领域的研发和创新，“一头扎进去”从基础、简单、民生做起，在酿酒、酒精、食品（醋、酱油、腐乳、泡菜、饴糖、粉条、砖茶）、苎麻、棓子等分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创新成果，利用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从科学角度揭示了微菌及发酵原理，填补了国内的研究空白。与此同时，在炮火纷飞的动荡年代里收集保存下来大量菌种，成为建国后成立的菌种保藏委员会宝贵财富，大量菌种广泛应用于生产、教学、科研，得到了国内外很高的评价。从黄海社走出来的方心芳院士等老一辈微生物专家，在建国后成为了中国微生物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正是他们取得的一个个科研成果，使得永久黄的实力不断增强，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他们让“科学”开始在中国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逐渐地扎下了“根”。正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副委员长冯玉祥到乐山五通时，所作“丘八诗”《赠黄海化工社》：“黄海黄，黄海黄，科学救我们，要从地狱上天堂。破除一切迷信事，要使我民族，打破黑暗见光明。孙先生（指社长孙学悟），有眼光，不爱钱财好向上。研究研究，发明新事物，定要万古流芳！”人们由此可以发现，他们除了完成大量“本职研究工作”外，还做了很多别人看来“不务正业”的研究项目。这些用现代的眼光看来，都是些简单、初级的研究与应用，但在近百年前，却大多是从无到有、零的突破，而这些当时从未有过的突破，竟是由一个“不起眼”的民营研究社完成的，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正是他们利用“致知、穷理、应用”这样的治社理念所得到的。

范旭东先生当时曾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黄海社创业的不易，今天读起来仍感生动且有其现实意义：“‘办化工研究社，本身就是个要研究的课题’，最初就觉悟到这点。这课题，的确费了不少的心力和时日，在起初几年，简直是暗中摸索，有时这样，有时那样，越做越怀疑，等到略窥门径，越觉得非再加彻底不可；这一来更是旷日持久，得不到心满意足的结论。明知志大才疏，反为害事，不过不这样追求，放心不下，自己也觉对自己不住。化工在今日形成了民族的长城，这岂是不出几把汗、不咬紧牙关，一代二代干下去，建造得成的？”接下来他对科学研究工作说得更为透彻，“研究，是为建造长城打地基，这工作更要费一番气力和精神。学术研究机关的成败，不仅自己要努力，环境的影响，尤其密切；凡事待人而兴，学术研究机关，和学校不同，不是直接施教的，设若学校没有多数优秀健全的专家教育出来，他根本无从得人。严格的说，寻常所谓优秀健全的送进研究室，每每还嫌不够。研究室的工作和在前线打仗是一样的，非勇敢拼命，必要败退，研究室要极有抱负的天才做他的台柱，才有生命，这岂是容易得来的？其次是一般文化水准要高，才能相得益彰。二十年来世人责望学术研究机关的，多注重眼前的利得，常常听见冷语批评：‘某社某人不顾生民疾苦，这个时候还在研究室做洋八股’，他们硬把学理和应用，分做两起，要先应用而后学理。凡是研究学理的，就被误会是纸上谈兵，不切实用；这论调，相信他是出自悲天悯人的至情，并非恶意，但是一言丧邦，不知多少做研究工作的受到磨折。说句痛心的话，中国学人，到今天还在和环境争死活，说不上受国家社会的敬仰，潜心学术；这样，如其还有所谓成功，在我看，不是自欺，便是欺人”。他这段对黄海社科研、创新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所遇艰难处境的理解，只有身临其境才会产生出这样发自内心的感触。对于黄海社在这种条件下所取得的成绩，他才会更加感到由衷的欣慰：“二十年的辛勤，真够黄海同人忍受！换来的，只是诸君各人头上的白发和内心的慰安，求仁得仁，我真替诸君高兴，而且衷心替诸君祝福！”再看看下面他发的电报：

贺黄海二十周年纪念电报

黄海社、孙颖川兄鉴：

     记得当初扶起黄海这小宝贝，老兄异常高兴，曾经说过，愿意拿守寡的心情替中国抚养他。这话一转眼二十年了，我始终觉得太沉重。现在孩子大了，老兄平日教他有志趣、有骨头，有向学的恒心，有优良的技术，他一点点都做到了，丝毫没有使老兄失望，这决不是偶然的！人生如其说应当有意义，这总算得了人生的意义。况且继往开来，还有多数志同道合的社员在，老兄真是时代最快乐的一个人，为国珍重吧！学术界正需要老兄这样纯洁的导师啊！临电驰贺，并祝黄海万岁！

                                           弟  范锐拜上

                                    卅一、八、五 于昆明

电报中明确的说出了“黄海这小宝贝”是如何一天天长大的，他说“老兄真是时代最快乐的一个人，为国珍重吧！”时，不正表达他此刻自己的心情吗？最后他竟由衷地为这个他珍爱的“小宝贝”喊出了“祝黄海万岁”的口号！

在回顾黄海社30年创业史时，我们一般更多注重的是他们做出了哪些成绩和贡献，而经常忽略了他们在中国科学实践中的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思考和探索。

中国著名科学家，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1939年到过五通桥，当他参观了黄海社后在日记中写道：“由颖川（孙学悟）指导参观，其研究室特点在于能物物事事自己利用国货制造。玻璃管也在嘉定附近制，最著成效者为由五棓子中以霉菌及酵母菌提没食子酸，以制造染料，代碘酒等消毒品、墨水照相药品等”。在此，他不仅感叹的是黄海社所取得的成绩，给他印象更深的是，这些成绩取得的“物物事事”都是“自己利用国货制造。玻璃管也在嘉定附近制”得的。从竺可桢这简单几句对当时细节的描述，让我们不得不追溯想起孙学悟对于如何培养、提高科研人员使用、制作科研仪器与工具重视的思考，他在1933年发表的《提倡自然科学教育的几件急务》一文中写道“简单仪器的价值倒是一件小事，然而它的影响确是一件大事。因为科学必得试验，试验必得用仪器，仪器应当用手做，所以除了无处不引用手的一个根本道理以外，尚有几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不能不偏重这种主张。因为：

   从孙学悟的这段有关“研究仪器”的论述中，提出了几个至今也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由此看来，仅仅一个很小的“研究仪器”问题，为了解决它，孙学悟也要抓住其本质，从思想层面加以分析思考，使之认识到，如果不重视这样的一个“小事”，使我们的科研人员由此养成了事事依赖国外的“心理”，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件大事”。

人类是在与大自然的共生和斗争中逐步进化的。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追问、思考、探索，逐渐形成了发达的大脑，具有了观察、分辨和分析事物的能力，进而学会使用工具，并不断创造出新的工具。由于人类具有了这些特有能力，使他们在与大自然的共生和斗争中，不断尝试解释所见到的万事万物，思考解答遭遇到的一个个疑惑，于是产生了哲学和科学。哲学和科学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宇宙的奥秘，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而工具则是连接两者的纽带和桥梁，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科学比作人的“身体”，哲学就相当于人的“大脑”，而工具就相当于人的四肢和各种“感知器官”。人在“大脑”的指挥下，通过四肢和“感知器官”去认识宇宙万物。当四肢和“感知器官”这些自身“工具”不能满足需求时，人类就会创造出更加复杂、精巧、适用的工具，以推动科学乃至哲学的发展。由此可见，人类的进化以及科学、哲学的发展，都是与人类不断改进“工具”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对于创新而言，科学、哲学以及“工具”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孙学悟以上所说的“哲学”更多的是与科学相关的哲学及其哲学思考）

孙学悟经常举例说明哲学、科学、工具之间的关系。他在1942年3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为其一切行动的根据，因为有了思想，才能行动，才能有力量，才可以发挥无尽。犹如水力之利用，其机轮所以昼夜转动而不停，非轮之本能，盖全由有水之源泉长流不息继续推动也。见者只知爱慕机轮之能，却不分析本来机轮是死的，乃由水之来源不断而使其活动也。国人以为现代科学应用之种种千变万化的表现即科学之体，孰不知那都犹如机轮之于水力也。现今我们只知追究方法而不探究其力量的源泉”。在孙学悟看来，科学相对哲学而言，犹如一台“水轮机”，而哲学是推动水轮运转的“水”，是推动水轮运转的动力。作为科学工作者，既不能只见机器运转而不见推动其运转的“源头”，也不能只看见“源头”而忽视机器这个“工具”和发明这个“工具”的科学原理。没有“工具”、“科学”及“哲学思维”，就无法体现出创新动力的作用，也不可能形成具体的科学成果。因此，科技工作者在开展创新活动时，既要重视科学与哲学的思考，也要认识到“工具”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重视“工具”的使用、开发、创新，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完整体系。

孙学悟认为，“中国学者向来轻视治学工具，所以一切学问，多趣于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不另具工具难以期望发见其中隐微。如何弥补这不足的文化？”这是孙学悟对广义“工具”的思索。从中不难看出，他认为，中国文化及哲学在探究“自然现象与物的性质”时，缺乏对“工具”的重视，而更强调的是不需要“工具”的“人与人的关系”，忽视了“人与物的关系”。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发明创造了大量用于各行各业的工具，有的甚至还非常精致、适用，但由于“工具”在中国文化、哲学以及国人头脑中的地位相对较低，使得人们创新“工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下列现象：墨子的光学认识没能孕育出光学仪器，古代火药的发明没能发展出枪炮，手工业者创造出的大量精巧的用具没能演变成大生产的专用机械。这种历史现象，可能正是孙学悟提出“如何弥补这不足的文化”的原因之所在。回顾近代以来人类的科技进步史，可以发现，每一场推动社会进步的科技革命，必然是伴随着一个个“工具”的发明或创新而爆发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蒸汽机、发电机、电动机、显微镜、望远镜、计算机、互联网等众多“工具”的发明，人类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会是什么样子。可以说，没有“工具”的不断创新，就没有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

在孙学悟对“工具”进行思考的影响和带动下，黄海社从建社开始，就非常重视科研仪器与设备的购置、使用和创新，并强调当务之急就是：“奖励教员学生从事简单仪器的发明及制造”。正是由于他们拥有并掌握了这些必备的“仪器、工具”，才具有了配合化学工业生产进行研究并在相关领域开展科研的能力。尤其是，化学工业属于大工业生产，研究成果需要通过小试、中试、扩试及工业化试验的一步步验证、完善，才能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去，这个过程是依靠“工具”的不断创新完成的，没有规模逐步升级的试验装置，就无法将试验室的研究成果转化现实的生产力。在抗战期间，黄海社内迁至四川，科研条件极其艰苦，饱受缺少科研仪器与设备的困扰，当时《海王》旬刊还曾登载一篇题为“苦闷的黄海”的报道，其中就有关于“缺少科研仪器、药品、设备”窘境的描述，但他们不畏艰难，没有放弃对“工具”的开发、创新，结合当地需要因地制宜研制出了多项实用“工具”。为了做到这一点，黄海社从建社到最后国家接收，一直有一个由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组成的机修、工程队伍，并不断加强。如在对五通桥卤水的研究中，为了降低制盐成本、减少能源消耗，他们采用竹木制成枝条架，建造了大型卤水浓缩装置，并发明了铁制螺旋式盐砖榨制机，创造了塔式炉灶，制作了适合当地盐井的电动吸卤机等，都受到当地企业的欢迎。这些“工具”简单、质朴、实用，用现在的眼光看，谈不上是高端的创新，但在近百年前的中国，能把“工具”上升到哲学、文化层面认识并加以实践，是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的。

今天，当我们走进现代化科学实验室、医院智能精密诊疗室、高精尖设备加工车间，看到一台台从国外进口的精密仪器与设备的时候，除了感叹外，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没能首先研制并制造出这些仪器和设备？在我国制造业已经取得突飞猛进的情况下，为什么许多专用工具尤其是精密仪器的制造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这是“必然”还是“偶然”？百年前的孙学悟和黄海社已经为我们做了求源的探究。这种深层次的思考与实践，对我们现在，似乎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孙学悟与黄海社正是秉承了这一思想观念，在抗战时期的四川用双手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简陋实验室，在此基础上，于1943年感动了来访的李约瑟，当他参观了黄海社之后，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科学在川西》的文章，盛赞了“黄海”其中的两项工作：一是对盐井卤液的分析并找出提炼重要盐类钡镁锂的方法；二是用人尿作糖蜜发酵制造酒精时的氮源。正是这两项一般人看来不起眼的科研成果，让李约瑟感叹“黄海”在筚路蓝缕中对中国化学工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也正是因为李约瑟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才使得他能从中看出，在一个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是怎样的“科学想象力”和科学精神，才能让当时的科研人员从“人尿”中寻得“创新灵感”，并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通过科学研究，使之转变为当时国家奇缺的酒精，进而用于汽车动力燃料，让当时四川用“人尿推动汽车”的笑话变成了现实。这小小“科学想象力”和“科研执行力”不正像是所有创新“星星之火”中的一粒“火种”吗？当我们现代人经常感叹“科技奇才”的一个个伟大发明、创新时，细想起来，不都是源于这样的“科学想象力”和“科研执行力”吗？愿这样的“科学想象力”奇思妙想的“火种”能在中国大地燎原！愿这样的“科研执行力”能在中国大地得到不断加强并遍地开花！

黄海社带头人孙学悟，他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学知”、“悟道”伴其终生。从在威海儿童、少年时代亲眼看到并感受到的甲午战争惨败及外国租借时期所带来的民族之耻，到留学期间所看到的科技发达的国家与落后中国的巨大反差，他便开始了一生的“学知”、“悟道”之路。他曾留日、留美去“学知”，也曾追随孙中山“悟”过革命之道，最后“悟出”与范旭东先生一起走上实业科技救国之道。

孙学悟是一个喜欢追根求源的人，在美国期间，他一方面努力学习化学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时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一些书籍。当他通过“学知”，了解到科学在西方产生的历史文化及哲学根源，并弄清其产生的必然性后，作为中国人的孙学悟，便和他在科学社的朋友们开始思考和讨论：在中国有没有产生科学的文化、哲学“要素”？历史上如此强大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产生出科学？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哲学中根本就没有产生科学的“要素”？还是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掩盖了这些“要素”，使得这些“要素”没有发展成现代科学？如果是后者，我们能不能剖析这些“历史原因”，真正挖掘出发展科学的中国哲学“要素”，创建出属于中国的科学哲学体系？这一系列的朦胧“疑问”像一个个谜团，深深地埋在孙学悟的心里，激励着他用终生的科学实践与探索去破解。

当孙学悟走到接近人生终点时写道：“黄海成立将近三十年来，可说是一页坚忍死守奋斗史……我们死守的是一点信念---科学非在中国土壤上生根不可！”就是为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誓言，让他为之奋斗了一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科学工作者，更像是一位科学“革命者”发自内心的诉说。通过他的一生，我们体会到，他们不仅只是为了“科学”，更是为了让“科学”在“中国土壤上生根”！这绝不是简单的将“科学”学到手，传回中国就可以了，而是要搞清“科学”是如何产生的，能不能让她在“中国土壤上生根”，适应中国的土壤、环境进而发芽、壮大，培育、创造出更多、更新的“科学”来？孙学悟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而授人以渔，绝不像送人以鱼那么简单！需要更多的实践和更深层次的思想、哲学思考。正如孙学悟在谈及发展科学的两个要素时说：“吾人为欲建立中国科学基础，必须是科学的基本概念，构成民族历史之一因素，庶能根深蒂固；固‘发展的要素’，亟待探究。发展科学的要素至多，可归纳为二：一为哲学思想；一为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为创造科学精神的泉源；历史乃自信力所依据，此二者吾人认为是培植中国科学的命根”。也就是说“培植中国科学的命根”关键是要搞清科学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

孙学悟深知，我们国家科学的产生、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他们的科学是由其自身历史文化、哲学思想而产生出来的，而我们国家的现代科学，纯粹是个“舶来品”，似乎没有什么根基而言，所以当时留学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科学既然是“舶来品”，那么就需要把科学连同西方哲学全部“拿来”，照搬到中国。而孙学悟自创建黄海社之日起，却念念不忘在中国文化、哲学的土壤里寻找适合“科学发展的要素”，“让科学在中国国土上扎根”，科学只有把根深深扎在中国的土壤里，吸收中国文化、哲学的营养，才能让科学这个“舶来品”真正适应中国的环境，生根、发芽、枝叶茂盛。为达到此目的，他们便开始了至今为止的又一个不可想象的奇思妙想，竟然在一个民营自然科学研究机构里，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部”，不仅如此，“哲学研究部”的带头人竟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著名中国新儒家学者熊十力先生，而当时的他，刚刚以“身体欠佳”为借口，两次断然拒绝蒋介石奉送一百万元和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他成立一个哲学研究所的“好意”，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熊十力一生中最大的梦想就是成立一个哲学研究所。但就在此时，他却欣然接受了孙学悟向他发出的“清溪前横，峨眉在望，是绝好的学园”的邀请，同意到当时地处四川五通桥的黄海社，主持哲学研究部的研究工作。这是孙学悟与他的另一位朋友在探索之路上“碰撞”产出的又一个“火花”。只可惜由于抗战胜利形势的变化，这次“碰撞”没能让后人看到更多的成果，尽管如此，这小小的“火花”也足以给“科学”在“哲学”之路上的探索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相信今后这一“火种”定能闪烁出它应有的光芒！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把源于西方的“科学”与土生土长的中国“哲学”放在一起，在一个民营化工研究社里进行正儿八经的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孙学悟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附设哲学研究部缘起》中写道：“及其晚年，愈感西洋之有今日科学，并非偶然。而吾国数千年来未能产生此物，亦必有其故在。故欲移植自然科学于中土，须先究中国哲学思想界是否储有发生科学之潜力？诚有此潜力，虽久伏藏，终有盛显之一日”。由此可见，孙学悟的想法很简单、明确，就是塌下心来，要从可能被“伏藏”的中国历史中，探究“中国哲学思想界是否储有发生科学之潜力？”，这就相当于，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科学基因”，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需要通过中国历史的深入挖掘，创建出一个中国自己的科学哲学体系，这是一个由中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构思，正是建筑在他们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及对中国文化、哲学的了解和对科学的热爱的基础之上的。面对这样一项无人触及的工作，孙学悟对此却信心满满：“诚有此潜力，虽久伏藏，终有盛显之一日”。

作为新儒学代表人物的熊十力，站在儒学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之儒家哲学，而后科学思想与之并兴。秦以后，儒家之易学失其真，汉易皆术数之流耳。而科学之萌芽遂绝”。由此看来，他认为我国秦之前是存在“科学思想”的，而秦汉后因“易学失其真，汉易皆术数之流耳”才使得“科学之萌芽遂绝”，对此孙学悟也谈了他的看法：大秦由于统一中国后，文化关注重点慢慢转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了，从而阻断了科学的生存空间，为此他认为：“时至今日，吾人必须将心性探究的观点，捩转过来，即由侧重人与人的关系的哲学，转到人与物的关系上去，产出因因而变之假设，证之以实验，吾敢相信，中华民族的人生观， 必然革新。根本既立，不数十年，中国的自然科学，必有伟大的成就”。当时的黄海社哲学部，便是为了这样的学问研究、探讨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平台。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都需要有更多执着的探寻者从不同角度去大胆探索，以达到挖掘、培植出“中国科学命根”之目的。

爱因斯坦是孙学悟经常提起的科学家之一，他不仅崇拜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更对他为什么能有这么伟大的科学成就感到好奇。通过求解他认识到，正是“哲学思考的习惯”对爱因斯坦研究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成就。诚如爱因斯坦自己所说：“物理学的当前困难，迫使物理学家比前辈更深入地去掌握哲学问题”。“哲学思考的习惯可以激励人们对待普遍承认的观点具有批判的态度”，而这种“对待普遍承认的观点具有批判的态度”正是激励创新者勇往直前的动力所在。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使事物条理化的概念一旦被证明有用，就很容易在我们心中取得权威地位，我们忘记了它们世俗的来源，而将之作为不变的、先验的信条而接受。于是它们被打上一些类似‘思想的必需’或者‘先验的信条’等等的烙印。科学前进的道路经常被这样一些错误在很长的时间内堵死。”爱因斯坦深刻而犀利的语言，直指科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令人发聩。

孙学悟和黄海社的同仁深深受到了爱因斯坦科学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理解爱因斯坦的逻辑思路：在历史上“一旦被证明有用”的理论、概念，往往就会成为人们认为理所当然必须遵守的信条，而就是这些习以为常的信条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其很难逾越。为此，作为真正地探究真理的科学家，要想跨越这条鸿沟，就必须以“哲学思考”使其“对待普遍承认的观点具有批判的态度”。实质上，既使是爱因斯坦自己，一些观点和理论也会出现错误，也必须进行不断的反思，这是爱因斯坦最终能实现在基础理论创新的“法宝”，也应该成为后人在开展科技创新时的一种基本遵循。孙学悟正是从爱因斯坦的论述中领悟到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尤其是在创新的过程中，当科研人员开始质疑原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以及它的“理论基础”的时候，更要有自己特有的哲学思想。所以，科学家自身需要哲学的滋养，才能从哲学思考中得到力量与灵感。

孙学悟曾说：“科学的观念，出自哲学，无哲学观念的科学，犹如无源之水，干涸可期，其结果仅为一技巧而已”。爱因斯坦在当年曾发现科学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目前很多人，甚至职业科学家，在我看来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多数科学家都带有其自身所处时代固有的偏见，而对历史和哲学背景的了解能使他们得以从这些偏见中独立出来。我认为，由哲学见识产生的这种独立性，是区别一个纯粹的工匠或者专家与一个真正的真理追求者的标志。”基于这一思想，爱因斯坦把科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工匠”型的科学工作者；另一类是“真正的真理追求者”。这两类科学家的差别就在于是否能用“历史和哲学”眼光，摒弃“自身所处时代固有的偏见”，真正“独立出来”（其中包括对此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科学家），创造出更新的科学理论。爱因斯坦所指的能“独立出来”的科学家无疑是指那些能在原始、基础理论方面创新的科学家。而这方面的创新，则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必须具备的能力。

黄海社从创建时开始进行的每一项科研，都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们总是试图尽可能不把前人留下来的“不变的、先验的信条”，当作“思想的必需”、“先验的信条”去供奉，而是对“普遍承认的观点”秉持科学的“批判的态度”，用当时中国从未有过的科学理论、思想、方法，对自古以来建立起来的手工业的经验、信条加以科学的研究、创新，才取得了一项项科研成绩。甚至对于一些从未涉足过的领域，也是认真学习借鉴他人经验，但绝不迷信权威，大胆趟出自己的路，研究出符合实际的创新成果。正是这种哲学思考，激活了黄海人的创新思维，有力促进了黄海社科学研究与创新的发展。

说起来，现代科学的产生只是近500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它既不是自古有之，也不是凭空而出，而是自远古以来从哲学思想的演进中慢慢成长、孕育出来的。也就是说，现代科学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根”便是扎在哲学和文化“土壤”之里的。正如孙学悟所说：“哲学思想，支配每个民族一切行动，历史往迹，在在可寻。某种行动在某一民族所以能够有力量，能够发挥无尽，全凭其哲学思想。科学的观念，出自哲学，无哲学观念的科学，犹如无源之水，干涸可期，其结果仅为一技巧而已。”孙学悟之所以把历史和哲学看的如此之重，就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认识不到历史和哲学是科学发芽、生根的“土壤”，是科学创新发展的原动力，就不可能养成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哲学思考”的习惯，，使“更大的创造，自必应运而生”，让我们的科学真正从“必然”走向“自由”。

黄海社的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极其短暂的，现在看起来只是永久黄“开拓者”们的一个“历史片段”。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黄海社”的发源地纪念他们，不仅是纪念他们给我们留下的物质及精神上的丰厚遗产，更要深深感谢前辈们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思考和启示。正如孙学悟所说：“历史是吾人自信力的前驱，民族继往开来的意志，全凭历史培养出来。”黄海社当年的实践，现在看来，已经成为了“历史”，面对他们这段平凡而多彩的历史，我们需要的是像他们一样，想想从他们这段历史中思索、培养出怎样的“吾人自信力的前驱”和“民族继往开来的意志”？

我们学习、分析黄海社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一个和一般民营研究机构完全不同的是，无论是黄海社“资本”的拥有者范旭东先生，还是研究社的执行者孙学悟，都极少提及“资本回报”问题，这对于一般资本家、企业家而言是极不可思议的。我们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讲话、文章、包括私信、日记中所看到、听到更多的是他们“为民族”、“为国家”的理想信念，而这理想信念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只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摆摆样子，唱唱高调，可以体会到这些话真是发自他们内心，说给自己和那些与他们一起为之奋斗的同伴们听的。他们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与一般资本家、企业家办企业的目标完全向背的。更可贵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百年之前，这可能也正是他们称自己是一帮“蠢伙子”、“守寡者”的原因吧！细想起来，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黄海社才会在那样艰苦的年代，不但能存活下来、取得如此多的成绩，还给后人留下了如此多的想象空间。

过去的一百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任人欺辱、一穷二白的国家，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公认的“世界工厂”。如今，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百年，在这历史时期，世界将面临新的“大变局”，其中就包括，原来给我们带来过机遇的“全球化”这一世界环境的改变。目前“逆全球化”、“供应链重组”、“脱钩、制裁”慢慢在逼近我们，我们可能将面临着西方国家的高科技封锁，后有发展中国家不断用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挤占我们中低档产品世界市场的这样一种困难局面。面对这一“大变局”，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就是办好自己的事，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抓紧时间，进一步做好关于民生、强国相关工作外，特别要注重补上重大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探索和核心、关键技术创新突破的短板，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大事，但也不能只是喊喊口号，盲目乐观或知难而退，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我们民族复兴道路上必须遭遇的又一特大攻坚战。此时，使得我不由得想起当年永久黄团体，刚刚在盐、碱、化肥、科研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马上就要进入大发展阶段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此时永久黄团体并没有屈服、气馁，而是选择了停工、停产，连人带关键设备大举南迁四川，义无反顾的踏上了更艰难的道路，那是一种怎样的决心和执行力？就在这极其容易让人产生迷茫情绪时，孙学悟说出了一段令人回味的话：“饥时渴饮，人所共知。灵感方面也然。有了大难，始见大智大勇。此智勇非平日所能想象者也”。为此，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这八年抗战的艰难时期，反倒成了黄海社科研成果大丰收的时期！想想现在“高科技”“供应链”被别人卡住脖子的时候，不正是我们增加“灵感”“始见大智大勇”的绝佳时期吗？

一百年前，成立的以“黄海”命名的化工研究社，表示了当时永久黄的前辈们，一反中国历史上多重视陆地的常态，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人较为陌生的海洋文化，开始抒发他们对海洋的钟爱和把发展目标投向海洋的决心，梦想着以海洋为基地，复兴中华。孙学悟曾感慨道：“海之浩大，海之深厚，海之奇美，海之幻变，都可使我们生无限的感想。尤其当风浪愤怒之际，那风海奋斗的壮观，可使我们的胸襟为之一开，神情为之一奋，由恐惧而勇敢，由勇敢突涌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精神唯有与大自然接触才能反应出来，那“江汉朝宗”的海，我们岂可不与它接近？”这不正是我们现在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在全面复兴的过程中，建成“海洋强国”之雄心所在吗！

1945年10月刚刚抗战胜利不久，年仅62岁正想大干一番的范旭东先生，突发疾病，让他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1952年6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64岁的孙学悟也因病，过早地追随他的挚友范旭东离我们而去了，他们一起用自己的人生，完成了他们“果能有些许成就，一切归之国家，决不自私”的共同誓言。同时充分也体现了他们认定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神圣的工作，做研究的人首先要头脑清晰，把世俗间所谓荣辱得失是怎么一回事，看得通明透亮，拿研究的对象当做身家性命，爱护它，分析它，安排它，务必使它与人类接近，同时开辟人类和它接近的坦途。这种任务，岂非可以随便完成的”这一神圣的追求！

孙学悟这位没有一份公司股份的黄海社社长，最终完成了与范旭东先生的“一切归之国家，决不自私”共同遗愿，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精心培育的黄海研究社这一“小宝贝”，连同他的住所，包括摆在他办公桌上的有毛主席亲手签名的“毛泽东选集”及周总理送给他的砚台，众多名人送给他的字画，一并“捐了出去”。他应该感到欣慰的是，生前周总理曾多次看望他，去世时，周总理送给他一个用鲜白玫瑰花编制的花圈和一块万安公墓里的墓地。真正做到了“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他虽然没有给他的后人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留下来了丰厚的受益终生的精神财富！难怪他的好友侯德榜先生语重心长的说“西圣（孙学悟），到死都是一位无名英雄”！

最后我在这里深深地怀念着每位参与创建黄海社的前辈们，也深深地为我们能成为“永久黄”人的后代感到无比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