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涌动着神秘和魅力,激荡着未知与沧桑。古人曾“龙骨”问卜,以探天机;曾登石临海,歌以咏志;曾远渡重洋,以扬国威;也曾惊涛突变,憾存百年。千年潮起潮落的沧海变迁和中华文化又有怎样的交集?带给我们怎样的遐想?又让我们心存何种警示走向海洋?
国家海洋博物馆人文栏目向海而兴带您一同展开历史画卷,知古鉴今,读懂属于我们自己的海洋文化故事。
六出菱花形,圆钮,背饰双鱼,呈摆尾并环钮回游嬉戏状,背面有长方形名号字框,内有“镜子局官造”两行五字。
“镜者,所以照形也”,铜镜主要是以铜、锡等合金制成的梳妆类生活用具。依据使用方式的不同,可将中国范围内的早期铜镜分为具钮镜、有柄镜两大类。
20世纪70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贵南县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两枚小型铜镜,距今约四千多年,一般认为齐家文化铜镜是铜镜的初期形制。早期铜镜分为夏至早商、晚商、西周和春秋四期,铜镜最早出现在甘肃、青海和新疆东部地区,晚商时重心转向新疆哈密和中原殷墟,西周时两大镜类在新疆都已具备。春秋时不同的用镜系统开始形成并互相影响和交流,主要分布于北方地区以及南方的湖北、湖南等地。
(早期铜镜分布示意图)
铜镜从战国中期开始大量出现,战国铜镜的典型形制为圆板加钮型,其正面平或微凸,镜背素面或施加纹饰,正中隆出一钮,以绳系穿。随着进一步的普及,其特权色彩逐渐褪去,宗教法器的功能则不同程度地保留延续。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制作工艺的成熟,铜镜通过贸易活动、交流馈赠、随身携带等形式流入海外,具有鲜明中国艺术特色的铜镜图案和形制被模仿和借鉴,中国铜镜也开始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用于装饰,为原有的艺术形式注入新的活力。《魏志·倭人传》记载景初二年(238年)六月,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诣魏国,魏国赠铜镜百枚的史实。
(画文带同向式神兽鏡,约为古坟时代前期,日本大阪府和泉黄金冢古坟出土)
金朝实施铜禁政策,严格限制铜镜的铸造,《金史》记载“(大定)十一年(1171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值)之半”。为防止铜镜越境流通,每面铜镜都由官府检验签押记号,民间原有的铜镜经过錾子后方可使用。其后历代均将铜禁作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金代铜镜既有女真民族特色,又有中原特点并加以发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形状上除常见的圆形镜外,还有菱花形、八角形、亚字形、心形、方形等。图案内容有人物故事镜、鱼镜、龙镜、神兽镜、瑞兽葡萄镜、童子缠枝镜、海舶镜等。
(《女史箴图》长卷局部,传为晋顾恺之(345年-406年)作品,表现妃子坐在铜镜和化妆盒前梳妆的场景,镜子的正反两面代表外貌和品德)
双鱼是金朝铜镜纹饰中的重要题材,金朝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金史·世纪》卷一载金朝统治者女真人世居“白山黑水”间,黑水指今黑龙江。鲤鱼是松花江流域主要鱼类,女真人除进行农业外,捕鱼是其维持生活的重要补充,所以鱼类与女真人生活关系十分密切,《金史·兵志》记载“平居则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目前出土和著录的金代鱼纹镜绝大多数是纯双鱼纹,亦有鱼纹和其他景物结合。金代双鱼纹铜镜充分显示出女真人对鱼的热爱之情,寄托了女真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反映了女真统治者厉行科举、注重教育的精神。
金“镜子局官造”款双鱼纹铜镜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映照妆容的器物,又赋予了修身自省、观古鉴今的文化内涵。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成为当前严于律己,遵纪守法的新常态,铜镜所蕴涵的文化精髓历经千年,在现代社会仍然启迪人心。
参考文献
潘静、井中伟.中国早期铜镜的类型、流布和功能[J],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
国家海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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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海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