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由中新友好图书馆主办、津沽记忆博物馆承办的“甲骨文：中华文明之元旦——甲骨文书法作品展”于2021年元旦在中新友好图书馆举行，展览展出了马魏华先生、王炳柏先生、韩天宏先生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共计40余件，展期至2021年2月1日。

开展后，著名书画家赵谦伯先生、原天津市地方志办领导赵富民先生、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李治邦先生、天津方言协会会长郭文杰先生等参观了展览。

赵谦伯先生(右三)、赵富民先生(右二)、齐惠敏馆长(左一)

赵谦伯先生(中)、赵富民先生(右)、韩天宏先生(左)

李治邦先生(右四)、郭文杰先生(右三)、王炳柏先生(左三)

马魏华先生甲骨文书法作品

甲骨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划破蒙昧、肇始人文的第一道曙光。国家领导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说，“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韩天宏先生甲骨文书法作品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甲骨文最早是由清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的。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天津更可能是甲骨文最早的发现与研究之地。1898年冬，山东商人范寿轩来到天津，向王襄、孟广慧先生最早谈到了发现甲骨的消息，1899年，范寿轩携甲骨来津，王襄、孟广慧在西门外马家店见到了带有文字的甲骨，因范索价过高，王襄、孟广慧仅购买了少量小块。随后，范寿轩携所剩较大之甲骨前往北京，售于王懿荣。王襄先生对最早对所得甲骨做了研究，并著有甲骨文著作《簠室殷契类纂》和《簠室殷契征文》。之后，王懿荣、罗振玉、胡厚宣、陈邦怀等甲骨名家，也先后和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炳柏先生书法作品

2019年“纪念甲骨文在津发现和研究120周年

甲骨文与天津”主题座谈会

本次展览是津沽记忆博物馆第二次以甲骨文为主题的公益文化活动。2019年12月29日在河西区文化馆，由津沽记忆博物馆与天津方言协会联合主办的“纪念甲骨文在津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甲骨文与天津”主题座谈会上，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张春生先生说，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使中华文明上溯近千年，而且把汉字走向成熟的源头开掘出来了。而天津学者王襄、孟广慧最早发现甲骨文、认定甲骨文、研究甲骨文，天津在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地位很不简单。天津的城市定位不应该仅仅是北京的屏障，而应该是国家的屏障、至少是华北地区的屏障，你的气度、你的视野就不一样了。

马魏华先生甲骨文书法作品

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李治邦先生座谈会上说，为什么120年前是在天津由王襄先生发现了甲骨文？偶然背后一定是必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和北京的关系是，官府在北京，文化在天津。在王襄背后就是天津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底蕴。2017年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天津在11家联合申报单位中，作用不可替代。一个民族没有文字，是很痛苦的，文字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甲骨文在天津的发现对中华文化意义重大，对天津文化意义重大。

韩天宏先生甲骨文书法作品

在《天津方言》报2019年12月号“纪念甲骨文在天津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特刊上也刊载了多名学者的相关文章。

天津文史学者张显明先生在《谈谈马家店》一文中说：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有山东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客商范寿轩住于马家店，言称河南出骨版，上有文字，征询买者，天津县学生员王襄闻听后向世叔孟广慧请教，孟闻听后说此必为古之简策。翌年（１８９９）十月范寿轩再次来到马家店，拿出骨版大小不一，沙尘满体字出刀刻，孟广慧与王襄既看其物，然后与范商议售价，范言骨之大者一字一金（一个字一两银子），骨小者按块计价，孟广慧与王襄当时都是寒士，只买下几块小骨，余下的被范寿轩移到北京卖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王襄先生字纶阁，号簠室。他自马家店购买龙骨、龟版开始，以后不断竭力购买，同时对甲骨文做了研究和收藏，在民国期间写出《簠室殷器类纂》等甲骨文研究专著，由天津的河北第一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前身）出版。１９５３年王襄先生应聘为天津文史研究馆馆长，１９６５年病逝。孟广慧为天津著名书法家，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将收藏的３３０块甲骨上的文字制成写本，后来王襄编写《贞卜文临本》共三编，其第一编为孟广慧写本抄录，此书1944年才定稿。

通过上述史实，应该说甲骨文最早是在天津马家店被津门学者孟广慧、王襄发现的，然后才运到北京，可惜至今马家店已成废墟（拆迁片），空留“故物场大街１号” 门牌于人间。
（张显明，《谈谈马家店》，《天津方言》报2019年12月号）

王炳柏先生甲骨文书法作品

考古学家陈雍先生在《我所知道的王襄旧藏甲骨》一文中说：王襄《簠室殷契》（1955年）写道：“余也宝此殷契近六十年，昔艰于生事，出八百片以易米，今所有者凡三百片。”据此可知，他的甲骨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入藏的，到1955年时，已经出让了800片，手里还有300片，当时收藏甲骨总数大约1100片左右。据我见到的资料，1953年时，王襄先生捐献的1153片甲骨已被当时的天津博物馆收藏。后来，天津博物馆一分为二，这些甲骨成为天津历史博物馆的藏品。
（陈雍，《我所知道的王襄旧藏甲骨》，《天津方言》报2019年12月号）

马魏华先生甲骨文书法作品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张春生先生在《为什么要为王襄争第一》一文中说：对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其实早就有陈梦家、胡厚宣等先生明确质疑。根据文献资料，认为“第一人”是王襄先生。津沽学人为此进行实地求证，以近20年的时间，根据上世纪研究甲骨文的文章线索，对天津红桥马家店予以访查调研和向当地老者询问挖掘。明确获知：王襄和孟广慧于1899年冬10月，先于王懿荣“看到”甲骨上的文字，因囊中羞涩仅买了少数甲骨龟板和骨片，并由此使山东古董商人稍后去北京找到王懿荣去卖“有字痕的龟板骨片”。而王襄却埋头去“研究”甲骨文，写出了最早的专著和最基础的辨识与分类用书。并且当时的天津经济旺盛、文化繁荣、思想活跃、教育勃兴。更关键的在于津沽大地，出现了一批植根乡土的文化大儒嗜宿，他们没有官职包袱，却有着对中华文化的由衷敬仰，并且饱读诗书，善于考证。在天津这块近代缩影之地，王襄以他的对中华文化的敬重与敏锐，以及不懈的努力研究，成为“中国甲骨文的第一人”。
（张春生，《为什么要为王襄争第一》，《天津方言》报2019年12月号）

韩天宏先生甲骨文书法作品

津沽记忆博物馆馆长齐惠敏在2019年“纪念甲骨文在津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甲骨文与天津”主题座谈会上说，甲骨文的发现，不单纯是考古和文字的事，它是和我们中华文明息息相关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又恰巧和天津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流传的王懿荣先生生病吃药发现甲骨文的过程更像是一个故事。甲骨文最早的发现和研究更可能是在天津，王襄先生、孟广慧先生发现甲骨文的历史真相还需要我们深入地挖掘和考证。但更重要的是，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华文明、对天津文化的文化价值。我们怎样找回天津人的文化自信，重新鼓起勇气，让我们的城市有一个“再出发”的机会，这可能是我们除了从考古和文字价值纪念甲骨文在津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以外的价值所在。

本次“甲骨文：中华文明之元旦——甲骨文书法作品展”是津沽记忆博物馆作为一家非国有博物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传播津沽地域文化的又一次努力。

欣赏三位书法家更多作品，敬请莅临中新友好图书馆展览现场，展期至2021年2月1日。